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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证难在于体制又不仅在于体制

2015-05-19 12:44:27 编辑 删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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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证难在于体制又不仅在于体制

顾则徐

最近,由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组织,公安部、民政部、国土资源部、国家卫计委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工商总局等多个部委及北京市相关负责人,并有曾写公开信反映行政审批问题的桔子水晶酒店CEO吴海、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翟继光作为群众代表参加,召开一个解决简政放权、办证难的座谈会。

这个座谈会说明了政府在为解决审批难题努力,然而到底会有多少成效恐怕很难乐观。主要以企业和个人为对象的审批问题,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发生的。并非改革开放前不存在这样问题,改革开放前同样几乎什么都要批准同意,但那时候一来比较简单,对于普通人可能只要一张组织“介绍信”就行,二来企业和个人自主的活动少,大多数人不跨门槛所以也就不遇到门槛。改革开放后矛盾一下子爆发了出来,因此,以企业为例,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了一个项目审批困境,经济特区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试图解决这一困境,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上海浦东新区又率先进行了“一门式”服务改革。然而,审批问题至今不仅仍然是困境,而且在某些方面反而有越演越烈的倾向。

为什么会这样?如果不切入到深层原因,不从深层原因所在处解决问题,几十年的困境不仅不可能解决,而且也恐怕很难有较大改观。

最深层的原因当然是什么都要审批、什么都要管起来的体制问题。就体制而言,我以为有两大症结:一,权力膨胀。机构有实权、非实权之分,所谓实权在机构当中通常会被理解为审批权,从而就导致凡机构无不要争取审批权的权力膨胀病。如果把盖一个章视作为爬一个山岗的话,原本只要爬几道山岗,但在权力膨胀病发作之下,人们面对的是望不到边际的由无数山岗构成的群山山系。二,机构独立。机构忘记了自己不过是政府职能代表的性质,也即每个机构不过就是政府部门,其履行职能时不是代表自己,而是代表整个政府,当机构只是把自己视作为自己时,政府就发生碎片化。在这种倾向下,机构之间就趋向于矛盾和缺乏信任,每个机构都成了老大,只能由申请人承担灾难性后果,不仅要一个个拜码头,而且要具备抚慰每个机构自大心理并抚平机构之间矛盾的机智、体能。

深层的原因又不仅在体制。我以为首先是一个责任倒置问题,即将审批人的责任倒置为了申请人的责任。比如九旬夫妻要证明自己是夫妻,这实际上应该是机构自己的责任,是机构要根据特殊历史状况进行调查核实的问题。比如离婚夫妻要证明分居,同样也应该由机构自己承担调查核实责任。

其次是一个错误的技术主义问题。就某件事情而言,其报批的效率所在应该是综合主义的,这也正是各地试图通过“一门式”服务解决问题的思维基础,但目前实际是分析主义的“泰罗制”,把一个简单的事情分析为一系列的环节,每个环节似乎都很简单,但其流水程序使得每个环节都具有了破坏意义的决定性。在这种技术主义之下,只要遇到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发生思维障碍,或者今天心情坏坏坏,那么,申请人就可能连杀人或哭得死去活来的心都会有了。

再次是入门把关流习问题。这种流习的根源是机会控制,机构习惯于认为自己是机会提供者,而不是后果查究者。比如开店,机构着眼的是允许不允许开,而不是认为人人有开店的权利,自己真正的责任是当开店者违法时候进行严格查究。这种流习已经深入到了当代社会骨髓中,比如教育机构眼睛盯住的是让不让人读大学,而不是严格毕业标准,以至于这个社会只要进了大学门槛就几乎等于拿到了毕业证。比如工商管理机构眼睛盯住的是让不让人做生意,而不是如果不合法经营就严厉惩罚,以至于假冒伪劣产品始终难以得到清除。

2015518

2015519日发表于南方都市报,发表时标题“审批困境两大症结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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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则徐

1962年生,祖籍江苏武进,上海人,1984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,laogu2020@yahoo.com.cn;laogu2010@yaeh.net 著作:1,《朱德别传——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》(香港版),同书异名台湾版《永远的共军总司令:朱德》;2,《服装是性的》(台湾版);3,共和的守护者—蔡锷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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