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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能够兑现的法律——秦史的秦律视野》(95--96)

2014-11-17 20:38:23 编辑 删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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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【连载95】

  4.你耕田来我织布


  有份民国时期的婚书证词一度很让人上心,词曰:“两姓联姻,一堂缔约,良缘永结,匹配同称。看此日桃花灼灼,宜室宜家;卜他年瓜瓞绵绵,尔昌尔炽。谨以白头之约,书向鸿笺,好将红叶之盟,载明鸳谱。此证。”执子之手当然追求白头偕老,这是怎样的岁月宜人。秦取小家庭制,想也是这样的家室理想。睡虎地秦简《日书》就载有娶妻嫁女这方面的习俗禁忌,什么“直营室,以出女,父母必从居”,“戊与亥是谓分离日,不可取妻,取妻不终,死若弃”,“凡取妻出女之日,冬三月奎娄吉。以奎,夫爱妻;以娄,妻爱夫”,诸如此类。人之常情都喜欢“旺夫相”,没人愿意娶一个“扫帚星”、“丧门星”放在家里,悍妇也不成。但要以妻悍为借口而动手打人,准得吃官司。《法律答问》说:

  妻悍,夫殴治之,决其耳,若折肢指、胅体,问夫何论?当耐。

  妻凶悍,其夫加以责打,撕裂了她的耳朵,或折断了四肢、手指,或造成脱臼,问其夫应如何论处?应处以耐刑。

  人妻若真对长辈无礼,行为粗野,自有相应的律条来治她而轮不到拳头。律曰:女子“敖悍,完为城旦舂,铁系其足,输巴县盐”[2]。女子犯凶悍罪,应判处“完城旦舂”,戴上铁镣,输往巴县盐官处服役。这说明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对等的,从结婚须登记开始,至离婚须报官结束,均有相应的律条来调节双方关系。什么“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”,什么“千年媳妇熬成婆”,什么“妇人,从人者也。幼从父兄,嫁从夫,夫死从子(《礼记》)”之类,要么是很久以前,要么是很久之后的事。在秦代,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是重要的,她们直接参与生产劳动,户里户外,忙里忙外。既挽起裤脚下田干活比如吕氏,回到家里,锅碗瓢盆,种桑养蚕,纺线织布,自也是她们的本份。《战国策》提到,黄河岸边的某个村落,有一群女子常聚在一起赶夜做女红,每人轮流负责一晚上的光明,这样既可以聊闲天打发时间,又节省了蜡烛。有一女子,家贫,实在买不起蜡烛,于是每次都提早去,打扫卫生,铺好草席,等待同伴的到来。但女伴们还是不乐意,商量要把她赶走。买不起蜡烛的那个女子含着眼泪说:“妾以无烛,故常先至,扫室布席,何爱馀明之照四壁者?幸以赐妾,何妨于处女?”女伴们终为她的真诚所感动

  那个年代,纺线织布,是赚大钱的事,不仅供家人做衣裳,还可以上街市卖得大价钱,还可以直接做钱的替代品流通使用。按秦律规定,一匹品相完好的布值11钱,而那年的消费水准是一日二餐2钱的费用。于是而妇女在家庭中便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产。劳动所得算一部分,娘家的陪嫁也算一部分,比如衣器、媵妾等,原则上是属于女方的,当然男方可以共享。寡妇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,见司马相如的成都老家是“家徒四壁”,于是演了出“当垆卖酒”,结果分得“僮百人,钱百万”,携心爱的司马相如回成都,“买田宅,为富人”,快活去了。陈平娶了连死了五任丈夫的寡妇张氏,也把嘴笑歪了,叫做“赍用益饶,游道日广”。法律上认可这些“贴己”是属于女方的。《法律答问》说:

  “夫有罪,妻先告,不收。”妻媵臣妾、衣器当收不当?不当收。
  “丈夫有罪,妻先告发,不没收为官婢。”妻陪嫁的奴婢、衣物应否没收?不应没收。


 【连载96】 


  夫妻有一方犯罪没官为奴,是否意味着夫妻关系的自动解除?秦律中没有这方面的规定。但1989年在湖北云梦县发掘的龙岗六号秦墓,其中出土有一枚秦简,似乎透露有这方面的信息。简文提到:

  九月丙申,沙羡丞甲、吏丙免辟死为庶人,令自尚也。

  县官误判一个叫“辟死”的人,该县官因此坐罪,同时:

  九月丙申,沙羡县的丞甲、史丙释放辟死为庶人,并使之娶了原来的妻子。

  有二种情况可以讨论:一是一方有罪,婚姻关系自动解除,再就是无罪的一方向官府提出离婚申请(也可以不申请)。鉴于目前的材料,尚不敢做明确的判断。前面提到的“毛诬讲盗牛”一案中,讲的妻、子因连坐罪籍没为官奴,官府转手把她们卖了。等发现是冤案以后,才由官府出面赎回(妻、子已卖者,县官为赎)。这与辟死娶了原来的妻子情况相似。但《司空律》又规定:“隶臣有妻,妻更及有外妻者,责衣[5]。”是说隶臣有妻,如果其妻是更隶妾或自由人,就由家庭供给衣服。外妻,指其妻身份自由。

  秦末,外黄县有富人女去其夫亡,后来看上名士张耳,便与原夫“请决”,就是离婚。这似乎可以看作是秦代亦讲究婚姻自由之例证。女子更嫁,为秦代社会所接受,并不被看作是丢脸的事。但这并不意味着,秦代社会就无底限地容忍为人父母却可以漠视为人父母的责任,抛家弃子,去追求什么自由。因此秦律严厉打击“为人妻去亡”、“妻为逃嫁”,乃至赋予子女这样的权力:不认曾经遗弃他们的母亲。也就是不必赡养曾经遗弃他们的母亲而不犯不孝罪。秦始皇尊重巴郡一个名叫清的寡妇,丈夫死后,她守贞没有再嫁,又以擅长经营而置下家资无数,“僮仆千人”。其在世时秦始皇尊为“贞妇”,死后特修建“女怀清台”,这无疑是号召全国人民向她学习。学习她善于持家,又忠于对方,这是秦代自上而下地对以夫妻为核心的最小型家庭形态的自觉维护,因为这才是帝国的最核心利益所在。降至汉初,这种认识亦未尝松懈。辟阳侯幸吕太后,汉惠帝闻之大怒,逮他入狱,“欲诛之”。吕太后是从秦朝过来的人,自觉理亏,所以那样强势的人也觉得张不开嘴:不可以言。

  夫有罪,妻先告,其妻可以不受牵连,但丈夫若是犯了迁刑的重罪,则其妻尽管有“先自告(自首)”的情节,也要随同前往流放地,称为“当包”[6],《封诊式·迁子》就是这样处置士伍甲的妻子的。但是,妻若有罪被收,妻陪嫁的奴婢、衣物可以给其丈夫[7],这是做为一家之长的丈夫仅有的“体面”。孔子提倡“父为子隐,子为父隐”,直到汉宣帝才实行之,秦律中不存在“相隐”的概念,隐了反而有罪。你要借此攻击秦律的刻薄寡恩、毫无人情味,也可以,问题是要因此连坐而亡族破家呢?赵括出征,括母面见赵王撇清关系,不也防一手么。儒家讲“不惩不戒,小惩大戒,此小人之福也”。妻先告,惩戒了其夫,又保护了子女免得沦为奴隶,又何得刻薄寡恩之讥?是以夫妻间的包庇要成为打击对象。《法律答问》有:“夫盗千钱,妻所匿三百,何以论妻?妻知夫盗而匿之,当以三百论为盗,不知,为收[8]。”丈夫盗得千钱,在妻子处隐匿三百钱,应怎样处罚其妻?如果其妻事前就知道盗窃,事后又为他窝藏三百钱,在主观心理上就不单单具有窝赃的故意,而且具有盗窃的故意,因而以她所窝藏的三百钱作为盗窃数目来论处。这是因为盗窃是重罪,适用家属连坐法。秦律规定:“盗及诸它罪,同居所当坐”。比如某丈夫夜间行盗,赃值一百一十钱,其妻、子知情,与他一起用钱买肉吃,其妻、子应同样论罪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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