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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载80:后金确实主力尽出

2012-09-10 07:38:47 编辑 删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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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金确实主力尽出

 

 

阿敏率领后金的主力深入朝鲜之后,一路打得很顺手。按理说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,可是许多将领心里却忐忑不安,纷纷担心放在家里的兵力太少,会出现问题。其实,阿敏带去朝鲜的人马也就三万多[1],那后方怎么就如此让人担心呢?要弄明白这里面的奥妙,需要稍微了解一下当时后金的状况。

后金本来是八旗建制,到了皇太极时期,又增加了蒙古两旗,每旗若依然分5个固山,一个固山又分5个牛录,那简单来算此时的后金,足有十个旗250个牛录。既然增加了两个蒙古旗,那怎么都应该是比以前还阔了吧?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应当如此的,可这次却是个例外,因为此时的牛录并非努尔哈赤建立之初的300人,而是缩编为200人了。以下是《满文老档》中的一段记载:

 

“每牛录满洲三人中许一人披甲,以六十名为常数。其中或多或少,务于三人中选一人。他牛录甲虽有余,亦不许补不足。”[2]

 

以上史料显示,后金实行“三丁抽一”时每个牛录只能抽出“60”人。这样算来,此时后金每个牛录的人丁应该在180人左右,这个算术很简单,不用多说,唯一需要多一句嘴的是此时后金每个牛录约为200人(300人“三丁抽一”是100人,达到200人左右的话“三丁抽一”才能保证抽出60人的“常数”)。

如果用一个牛录200人计算,后金此时总的“人丁”数应该在5万人左右(200 X 250个牛录= 50000壮丁)。依据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》的记载,崇德二年(皇太极时期)共有纳粮官丁31,889,这个数字与我们之前的分析是非常接近的。

后金“三丁抽一”选出来的都是作为职业军人[3],一旦被抽丁为职业军人(成为“披甲人”),那就可以不纳粮、不耕种(相当于免税),而剩下的旗丁(在旗为丁的)则是要上税的;所以,若旗丁总人数为50000左右的话,那2/3都是得上税的,属“纳粮官丁”,大约为33000人,即5万壮丁的三分之二。

就“33000人”这个数字而言,跟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》中提到的纳粮官丁31,889人”一对比,那简直太符合了

算了这么大一堆,肯定有些人会问了,这些东西跟阿敏带了三万人马去朝鲜有何关系呢?那关系可就大了。

前面已经提到过,后金的披甲人出征,一般都是要配备相当数量“厮卒”充当杂役和帮手的,且比例约为1:2(一个“披甲人”平均配备2个“厮卒”)。这样算下来,阿敏的三万人马里,“披甲人”约为1万,而“厮卒”则大约为2万。

那么,阿敏带走1万“批甲人”对后金军力有什么影响呢?在当时,可以说影响是非常之大的。因为在后金的5万旗丁中,纳税的约有3.3万,而不纳税的“披甲人”,也就是职业军人,理论上有1.7万,但若以每牛录“六十名为常数”计算,250个牛录,一共也就1.5万人。

1.5万人是皇太极手下全部职业军人了(俗称常备军),可是阿敏一家伙就带走了1万,这样算下来皇太极能剩下的也就几千人而已,能不空虚吗?

那这种情况明朝方面又是否有人知晓呢?当然是有的,此人就是东江总兵毛文龙!

皇太极出兵朝鲜之后,他马上就向朝廷报告,说皇太极手下兵不满万[4](相当精确)。

毛总兵在报告皇太极只有几千号人留守的时候,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后金方面的忐忑不安,说皇太极一干人时常“跳站忧愁”,虽然这个动作具体怎么做的,笔者确实无法想象,但愁到忽跳忽站的程度,也算愁得不轻了(至少手足无措)。

那皇太极到底愁什么呢?当然是愁“三方布置策”,关于这个问题毛文龙汇报时也已经挑明了:

 

“毛文龙报称……据北听密报万分真确,新汗手下兵马不满一万,俱是心寒胆怯,常怕西边大兵直捣。[5]

 

那毛文龙这一段“北听密报”说得又是否是实情呢?这事儿在后金方面,也是能找得出相应证据的。比如,《满文老档》中记载,众人在朝鲜奉劝阿敏回师的时候,就有类似的说法:

 

御前禁军甚少,蒙古与明皆我敌国,或有边疆之事,不当思豫备乎。况我军中俘获甚多,宜令朝鲜王盟誓即可班师。”[6]

 

这里说到“御前禁军甚少”显然跟毛总兵所谓“老寨马步达子不满一万“、新汗手下兵不满一万”意思非常接近。

那皇太极当时缺兵少将真的到了这种程度吗?可以负责人地告诉大家,此时的皇太极,估计跟失了街亭的诸葛亮能有个来回了,因为他也开始唱上空城计了。《满文老档》记载如下:

 

“彼时,城中兵少,汗率诸贝勒出边,沿辽河驻营,以张扬兵威。并纵国中马匹,尽牧于青草。”[7]

 

这里说皇太极带领家里的所有贝勒,到辽河边上扎营(三岔河),并且还把所有能拉得出来的马匹都拉出来放牧,极力营造一个军力很强的假象,以迷惑明朝;而皇太极这般折腾的原因,就是因为“彼时,城中兵少”!

综上所述,从军力上讲,阿敏的三万人马,在当时已经是后金的绝对主力了。因此,皇太极此刻可谓尽遣主力,且千里奔袭朝鲜,全然是在豪赌,所以前线的将领们担心后方出问题尽在情理之中。

不过,此刻阿敏的心态却显得十分诡异——他居然不顾众人反对,一味地要求继续深入朝鲜,仿佛就等着皇太极那边出问题一样。

阿敏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,主要还是因为他跟皇太极暗地里很不对付,而他这样做其实是故意想让即位伊始的皇太极难堪。试想,若是后金主力尽出之后,而袁英雄又依照“三方布置策”的战法,遵照王之臣的将令,联合蒙古,两路各发数万之众,南北夹攻后金腹地,那手下才只有区区几千人的皇太极能不乱了套吗?

不过,阿敏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袁大人却是顶着王大总督的意见不办,根本就没想过要出兵去策应朝鲜。如此一来,皇太极是高兴了,但毛文龙却不干了。毛总兵看到这种状况,当即怒斥袁英雄,并一针见血地指出:

 

奴于今年突犯东江,皆因西边讲和,关上兵马自然不动……”[8]

 

袁巡抚按兵不动,遣使议和确是实情,只可惜被人耍了还帮人数钱;此刻遭毛文龙责难那是理所应当的。可是,后金将领中,能想到袁英雄绝不策应朝鲜、东江的却是几乎一个都没有,所以许多人纷纷站出来反对阿敏眼下过分的举动,坚决要求及时收兵回援,切忌在朝鲜恋战。

首先站出来说话的是李永芳,此人是个汉人,以前是明朝清河的总兵,努尔哈赤造反之后,把清河一围,他就投降了,属于特别没有骨气的那种。照理说李永芳这种人在后金的地位是很低的(汉将的地位本来很低,况且还是个降将);而阿敏在当时则贵为“四尊佛”之一,就是能和皇太极轮流统领八旗的四个人之一。

二人有着如此之大的地位差异,而老李又是特别没有骨气的一个降将,可此刻跳却突然出来,并和阿敏发生了冲突,貌似颇有些反常。可仔细一想,也不意外,因为老李这类人,虽然战场上没什么骨气,可是他们对后金却是死心塌地的,生怕后金有什么闪失,跟阿敏就想看到皇太极有闪失的心态是截然相反的。

怎么一个降将的觉悟反而要比阿敏高一些呢?是不是李永芳做了努尔哈赤的“孙驸马”,所以就脱胎换骨了呢?(努尔哈赤没造反之时,一旦见到李大人都是要尊称其“爷”的,后来李总兵降了,努尔哈赤虽然“不计前嫌”,但却立马嫁了一个孙女给李大人,于是“李爷”便立刻成了努尔哈赤的孙子辈了,称呼更是从“大爷”直降成了“孙子”)

若只是因为“孙驸马”这个身份就让李永芳的觉悟有这么高,那其实是冤枉李驸马了,因为老李的觉悟并非来自“孙驸马”这个地位,而是因为明朝对叛将的态度。

对于叛将,明朝的处置是很严厉的,一定是要治罪的,而且只可能是死罪,所以一旦后金有个三长两短,诸如李驸马这类人物是没有活路的。正是因为这个,所以他们对后金的安危才很是揪心,故而他第一个跳出来反对阿敏并非是不识相,而是情急之下的迫不得已。

李驸马对阿敏说,国中兵马甚少,现在已经差不多了,是不是可以考虑回师了?阿敏回应的态度不仅很强硬,而且还对李驸马放出了狠话,说你不过就是个奴才(汉奴),我现在就宰了你又何妨?你还敢站出来多言多语!听了阿敏一番咆哮,李驸马自然不敢再多言了(终不发一言)。[9]

为什么李驸马情急之下出来喊了一嗓子,而后就不出声了呢?是否因为被阿敏的恐吓给唬住了,所以就放弃了?李驸马之所以不出声的真正原因是他此举去其实是为了“抛砖引玉”。

在李永芳进言之后,其他的八旗将领都放下了顾虑(都不想当出头鸟),而既然孙驸马当了“出头鸟”,那其他的人便可以轻松上阵了,于是相继有人踊跃地跳出来反对阿敏。

首先发难的是岳托,他联合吉尔哈朗一同向阿敏进言。这两位地位非同小可,分别和阿敏是兄弟、叔侄的关系,一起进言更是力道千钧[10]。可是,阿敏并没有理会他们,并且还提出了一个很另类的理由,说是要到朝鲜都城去看一看王城的宫殿到底是什么样的,于是决定继续向朝鲜都城进发(创意指数★★★★☆)。可是走到平山的时候,八旗里面除了阿敏自己那一旗,其他七个旗都反对进军了,这时阿敏才感觉到似乎有些被动,于是只好停下来着手议和。[11]

那后金一旦和朝鲜议和是否就能成功缓解后方空虚的压力呢?那也不见得,因为朝鲜国王所采取的是拖延战术,其目的自然是等待明朝方面的策应。一旦明朝大军出击后金腹地,不论阿敏在朝鲜打得如何顺手,那都得屁颠儿屁颠儿地往回跑,所以朝鲜方面此时的应对举措才刻意呈现出“拖延”和“退避”两大特色。

虽然后金大举入侵,但朝鲜却不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地死守不退,反而是将一座座城池放空,并采取坚壁清野的政策以退避后金的进攻。朝鲜这种作法显然是估计后金军不会长久滞留,所以才如此应对,以期明朝捣虚,依托围魏救赵的方式获得解脱。秉承这一原则,朝鲜国王在接见后金使节的时候,也展现出一幅爱理不理的架势,急得后金使节刘兴祚大叫大嚷,直呼朝鲜国王为一尊泥佛,半天都不说一句话。

这时的形势很是微妙,朝鲜方面战略上实施退避的策略,外交上运用拖延的战术,目的就是要换取时间,等待着明朝方面大兵直捣后金腹地,迫使后金军撤退。

而从后金方面来看,撤退得呼声已经是7:1了,八个旗里面除了阿敏本旗之外,全都反对他继续深入朝鲜,并要求就地和谈。

所以,从整体局面来说,似乎对明朝和朝鲜方面更为有利,因为只要袁大人执行“三方布置策”的相互应援计划,那后金主力肯定会狼狈地往回窜,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……可惜,袁英雄却另有打算。



[1]《朝鲜仁祖实录》卷十六 “本年正月十七日,据平安道都巡察使尹喧等诸将官节续驰启:本月十三日四更时分,奴贼三万余骑,卒袭义州,从水口门杀其门将,潜师以入。”[《明清档案文集》276页]

[2]《清太宗实录》崇德六年三月甲子

[3]《清太宗实录》崇德六年三月甲子  每牛录满洲三人中许一人披甲,以六十名为常数。”

[4]【《东江疏揭塘报节抄》天启七年三月十三日塘报  “据北岸职埋伏底报报称:四王子于正月初八日,将兵马多发丽地,老寨马步达子不满一万,且时时跳站忧愁”】

[5]【《东江疏揭塘报节抄》天启七年三月】

[6]【《清太宗实录》卷二】

[7]【《满文老档(全二册)》 [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译注 中华书局出版 19903月第1 836]

[8]【《东江疏揭塘报节抄》天启七年三月十三日塘报  “据北岸职埋伏底报报称:四王子于正月初八日,将兵马多发丽地,老寨马步达子不满一万,且时时跳站忧愁,说去年十月内,西边汉官四员,手下人役三十二名,骆驼五个,马骡共三十余头匹,绸缎布匹纸马,一来讲和,二来上我老汗的坟,很孝敬我。我答礼与他膘马八匹,貂皮一千二百张,人参八箱,三岔河西筑墙为界,还是供他。只要我去犯东江,省得他进兵掣我。不意大兵过江活擒毛家,竟无音信,调过救援三四万人,又不见来,一发心慌,出告示募有能造天朝船只者,赏银一千两,会水者赏银一百两。有三王子庄头一名,出来墙外造船个月有余。顺东江下来,救得我的兵马回来,官上加官,等情到职。看得奴子今年突犯东江,皆因西边讲和,关上兵马自然不动。”】

[9] 【《满文老档(全二册)》 “诸贝勒及婿总兵李永芳曰:‘我等秉义而行,若自背前言,恐有不利矣。我曾遗书言:朝鲜王若遣一亲信大臣来,负罪请和,申盟天地,议既成,我即退兵等语。我驻于此,待其大臣来,听其言辞再行如何。’夫贝勒因怀异志,凡言不与诸贝勒商议,责李驸马曰:‘汉奴,我欲杀尔,岂不能杀乎,何必尔多言。’李驸马自是终无一言。”[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译注 中华书局出版 19903月第1 831]

[10] 【《满文老档(全二册)》 “诸贝勒统兵大臣,皆欲驻其屯。唯贝勒阿敏坚意不从,令向王京进发,兵遂吹喇叭,唢呐起行。岳托观其叔父形像,知不可劝阻,遂策马回本营,邀贝勒阿敏之弟济尔哈朗台吉商议。”[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译注 中华书局出版 19903月第1 832]

[11]【《满文老档(全二册)》 “台吉岳托、济尔哈朗各自回营,八大臣分坐定议。七旗诸大臣所议皆同。惟贝勒阿敏本旗大臣顾三泰,孟坦、舒赛,悉与阿敏同。”[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译注 中华书局出版 19903月第1 834-835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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